日渐走远的“寡妇村”重返铜钵村探寻30年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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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的铜钵村。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这曲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诉说了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东山多少分离夫妻漫长的守望，充满悲凉与凄楚。1949年那一场“兵灾”，一夜之间被抓走147名壮丁的铜钵村，至此，骨肉分离、悲欢离合的许许多多故事在这个饱含酸辛的“寡妇村”传开了，而铜钵村的真名反而淡化了。

歌谣中这个曾经充满冷感的村子，处在东山岛的东北角，背负着“寡妇村”名号60多年。如今，再次走进村子，面对大大的水泥路时，反倒有一丝恍惚，这个原名“铜钵村”的村落，如今除去村边触目惊心的“寡妇村纪念馆”之外，已经很难再找到有关“寡妇村”的任何痕迹。几十年波澜起伏的感情渐渐归于沉寂，只能从一封封家书、一张张老照片找寻那段过往。

1987年，在知道台湾开放居民回大陆探亲后，铜钵村的寡妇吴阿银、李阿叶、林春冬等在村口大榕树下。

1987年，在知道台湾开放居民回大陆探亲后，铜钵村的寡妇吴阿银、李阿叶、林春冬等在村口大榕树下。

拐过一块写着“铜钵村”三个大字的石头后，即为村落所在。夹道的花木葳蕤，绿树随风摇曳，清晨时分的铜钵村，虽然艳阳高照，可徜徉在村里，总伴随着海风，透着一丝丝凉意。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拽着渔具朝着海边走去，弯弯曲曲的小路边上，是高矮不一的典型闽南古厝、两三层楼的小洋房，有小孩坐在门槛上迟疑地望着我们的镜头，从深深的庭院望进去，更多的是一圈一圈围在一起，泡茶聊天的人们。

鸡也不叫狗也不吠，懒洋洋地迈着外八字从我们身边踱过，整个村子很悠闲、富足，跟印象中的铜钵村有很大的落差，感受不到丝毫的孤独、凄凉。

在黄镇国的带领下，我们在怀乡亭公园前停下了脚步。黄镇国是土生土长的铜钵村人，今年75岁的他很有名，中央、省级的许多媒体都采访过他，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替村里的寡妇们写家书到对岸，可以说是最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虽然叫怀乡亭，可主角却是其中那棵葱葱郁郁的老榕树。眼前的榕树，与平日里见到的散落在闽南各处的古榕，并无任何差别。只是在其脚下多了好多的大石头，往昔它承载着重重的思念和遥望，寡妇们在榕树边翘首以望，祭香怀念的日子，毕竟渐渐远去了。而今的它，安然回归自然中的一株草木，挥挥手，历史的烟云逐渐散去。

在闽南，像这样有一定年岁的古榕，并不少见。不过用黄镇国的话来说，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榕树。黄镇国说，过去古榕所在地，即为铜钵村村口，开放探亲后，不少回来的老兵回来后，很多都是先找到了古榕，才找到了家。

68年前，古榕目睹了147名壮丁登上开往对岸的船，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铜钵村内百里无炊烟，榕树下尽是泪眼模糊，翘首对岸的孤单背影。30年前，它又见证了两岸开放探亲后，那些将泪熬成糊再就着生活的清酒咽下去的苦命鸳鸯们，半世纪后再聚首后的不尽辛酸复杂滋味。而当日，除了榕树上系着的褪去颜色的红丝带，地上还有散落的残香。

时间回到1950年。东山的老年人都清楚地记得发生在60多年前的那一场大浩劫，东山岛解放前夕，驻岛的蒋介石军队败退台湾时，大肆抓丁扩充兵源，从岛上抓走近5000个青壮年，铜钵村也难以幸免。5月10日凌晨2点左右，国民党军以清点常住户口为名，把铜钵村里虚龄17岁以上55岁以下的男子全部集中在村里的黄氏宗祠前，强行将200来户的铜钵村147名“适龄”壮丁掳到了前往台湾的大船上，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订婚……顿时,一片悲伤笼罩了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至此，铜钵村一夜之间冒出91名事实上的寡妇，夜夜生悲，“寡妇村”之名不胫而走。

黄镇国告诉记者，虽然其他村庄也有被抓的壮丁，有的被抓人数甚至比铜钵村还多，但只有铜钵村被称作寡妇村，区别在于铜钵村是一夜之间全部被抓走的，整个村庄的情感深受重创。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黄镇国就为寡妇们写信。图为他向记者展示台胞黄建忠赠给的钢笔。墙上右边相片为黄建忠和“代笔功高,赠笔情长”的故事简介。

38年的分离，物换星移,扎红头绳的青年女子转眼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妇，盼瞎了眼，等白了发，有的等来的却是丈夫早已去世的消息。上世纪90年代，每年都有老兵回到这里探亲，但这些年，他们都老了，走不动了，更多的已经离开了。

除去村边触目惊心的“寡妇村纪念馆”之外，已经很难再找到有关“寡妇村”的任何痕迹，只能透过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封封往返两岸的信件来钩沉那段辛酸的过往，原寡妇村纪念馆馆长的黄镇国对此再熟悉不过。事实上，他本身也是受害者亲属。1950年，黄镇国的父亲刚去世不久，而他还在母亲的胎中。可他的堂哥、表哥都没能幸免被抓壮丁。堂哥黄亚庆是被抓兵去台的已婚者之一，堂嫂沈锦菊和村里其他失去丈夫的妇人们，开始了漫长的守活寡、盼亲人的痛苦生涯，撑起男人抛下的重担，耕种田园，孝敬公婆，抚养子女。

他告诉记者，寡妇村纪念馆讲述的是寡妇们的故事，而非他们丈夫的故事。

38年的风风雨雨中，黄镇国诉说着这些等待的寡妇三种不同命运，有的是一别成永别的，他指着馆内一张张祭拜的照片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每年清明节回乡祭拜死去亲人的镜头；一种是妻子尚在，但对方却在台湾有家庭的，每年他们会回家探亲，这种情况所占比例较高；最后一种是最圆满的，也就是叶落归根，老兵回来便定居下来，在这里跟妻子度过晚年。记者在橱窗内，看到了这令人惊喜的、重聚的一幕幕，包括林阿玉与丈夫黄韵奇、陈巧云与丈夫黄阿嵩、林水鲜与丈夫蔡秋昌、吴阿银与丈夫谢老王、林美桃与丈夫黄拱成等。1984年，黄文克从海外辗转回到了铜钵村老家，成了村里首个离台回乡老兵。黄镇国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妻子、儿女说:“那些年我想家想得都快要发疯了”。

黄镇国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初，虽然陆陆续续地有老兵回乡，但一直到了1987年后，返乡探亲潮才达到了高峰。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0日，铜钵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幕。这一天，8名当年的“壮丁”回到了家乡。黄镇国的堂哥黄亚庆也在1990年回到铜钵村探亲，最后回乡定居，和沈锦菊享受天伦之乐。

黄镇国正在为去台人员眷属林阿娇代笔写信给台湾的亲人。

时间如水，寡妇的故事在黄镇国的笔下，在他一封封的信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可以说，黄镇国用手中的笔呼唤着一个又一个漂泊的游子踏上了回家的路,让一对对劫后“鸳鸯”重团圆，骨肉重相聚。

从十二三岁开始，黄镇国便开始替村里不识字的“寡妇”们给台湾的亲人写信。他第一次代笔，是帮堂嫂沈锦菊写给堂哥黄亚庆。他堂嫂说了两句就哭了。黄镇国从她眼泪中就知道信该怎么写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给堂嫂代笔，书信都是通过在新加坡的祖母转寄，这是当时两岸通信的惯用路径。

写信容易，寄信难。东山是闽南著名侨乡,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就有3万多人因生活所迫去了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卖苦力谋生。过去，这些帮“寡妇”们写的书信要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找到亲戚或朋友，再将信件从东山县寄到这些国家，然后由这些国家的亲戚或朋友换上一个新信封，再转寄到台湾去,托人查找到收信人。台胞寄信到家乡也颇费周折。常常一封信要辗转好几个月才能到达收信人手里。1987年前夕，第一次回到铜钵村的黄韵奇，一人带了100多封老兵的信回来，除了东山本地的，还有周边县的，比如诏安、云霄的。

台属林阿鲜（左）通过黄镇国近40年的代笔写信，终于与丈夫蔡秋昌（右）团聚了。

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谢汉杰，长期报道寡妇村故事，他告诉记者，1963年，铜钵村人收到第一封经第三地辗转而来的台湾来信。从此，去台人员的亲属们纷纷试着想给彼岸生死未卜的亲人写信联络。“要写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写好，就得用心写。”很多时候，找黄镇国写信的乡亲都排起了队。多少次，他端起饭碗刚想吃饭，或者出外办事深夜回来，就有人拿着纸笔找上门来，他总是笑脸相迎，热情相待，当场铺开纸就写起信来。黄镇国坦言，有时候高峰期，一天写个四五封。村里“寡妇” 林阿鲜的丈夫蔡秋昌被抓兵去台湾,黄镇国30多年义务为她写信寄去台湾，1991年她丈夫蔡秋昌回来定居。每年“台南荣民院”来往书信回复及寄来的“养老金”等手续的办理全靠他的热心帮助。

黄镇国告诉记者，信的内容很简单，不过不同阶段内容存在差异。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老兵返乡探亲，并于次年同意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可以经香港邮局转寄大陆,黄镇国更加忙碌了，而且代笔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开放前，代笔基本都是报平安、诉离情；开放后，代笔的主要内容变成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一些台胞申请回来探亲、定居。

黄镇国告诉记者，刚走过的大榕树后那层三层楼高的小洋房，那是已逝寡妇陈巧云的家，10多年前她曾上过央视的讲述栏目，彼时自己在旁边作陪并充当翻译。当年的她，在村子里，不仅会唱歌，还会替从关帝庙回来的善男信女们解签。陈巧云的丈夫黄阿嵩被抓时，丢下一个6岁的女儿、一个2岁的儿子，全靠她瘦弱的肩膀承担起破碎的家庭，她子女早已成家立业。1988年10月，黄阿嵩第一次回到老家，之后每年都回家，因为家里都有自己惟一的妻子和孩子。终于等到了那一天，1992年，黄阿嵩办了回老家定居的手续，从此一家子便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过世。

怀乡亭里的大榕树，曾经是铜钵村寡妇们翘首以盼丈夫归来的地方，承载了重重的思念和遥望。

几百封、上千封，三四十年来，黄镇国为寡妇们写过无数封的信，具体多少，他不记得，也没算过。透过这些信，老兵们纷纷踏上了回家路，也留下不少遗憾，比如黄宝兰始终没能等到儿子黄建忠回来。

在纪念馆二楼展厅，摆放着一支钢笔,上面刻着“知书达理, 代笔功高”,台湾黄建忠敬赠等字，说的便是黄宝兰这对母子的故事。黄镇国坦言，这也是代笔过程中最难忘的。

黄建忠是黄阿九和黄宝兰的独子，被抓去台湾时年仅17岁,在20年毫无音信的情况下，夫妻便将原本为儿子定亲的童养媳黄亚卿,找了一位入赘的女婿,来延续黄家香火,而黄建忠也在台湾组建了家庭。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其父母亲多次请黄镇国代写书信,经外国亲人辗转寄给台湾的儿子。有一次，黄建忠从新加坡辗转寄来一封信和一张照片，背后写了“顾影自怜”四字，其父母亲非常高兴。但在这之后，虽然还有几次书信往来，不过好景不长，在新加坡为黄建忠代转书信的亲人病逝了，黄建忠从此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1975年秋天，黄建忠的父亲黄阿九老人在不知儿子生死的绝望中去世。1980年底，黄宝兰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将黄镇国叫到病床前，请他给儿子写封信。黄镇国说，这封信其实是遗书；她说：儿啊，我等你几十年了，这次病重，也许你没收到我信时，我已经死了。但我死不瞑目。别忘了，两岸太平时候带妻儿回家，到坟前给我和你父亲烧香纸，让我看看你们……”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封信，黄建忠并没收到。一直到1990年，几年来，老兵都陆续回来，却唯独不见黄建忠，中秋节那晚，黄镇国百感交集，他既为已经联系上的家庭高兴，更为尚未团圆的人们焦急，又提起笔来,代黄建忠妹妹写一封信，信中除了告诉黄建忠：自己就是代笔之人外，还随信寄上一首含意深蓄的新古体诗----《中秋即情----寄台宗兄》：“岁月无情几度秋月圆人缺何时休月色溶溶何时醉何时良宵醉悠悠谁家月下天伦乐何人庭中独自愁天下风云总难测，趁峡浪平好行舟！

如今，铜钵村的玉二妈，成为继老兵后，勾连村子与台湾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渠道。300多年来，玉二妈香火在台湾深深扎根并不断繁衍，台湾各地玉二妈庙的信众，也时常回来铜钵村的祖庙进香祭拜。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这封信通过其他台胞转到黄建忠的手里。不久，黄镇国收到黄建忠的来信，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个多月后，黄建忠终于回来了，他带上“四色”礼品,在妹妹黄亚卿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黄镇国。一见面，他就对黄镇国说：“兄弟,我被你的那首诗追回来了。”此后,黄建忠多次返乡为父母扫墓。去年8月,黄镇国去台湾旅游期间，还见到了家住台南市,年已82岁的黄建忠。

悲欢离合，黄镇国动情地说，岁月的流逝无情地带走了两岸的许多老人，当年的91名“寡妇”，现在健在的只有3人，回村定居的19位老兵都已去世；留在台湾的那些老兵，目前健在的剩下4人，黄建忠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诚如谢汉杰所言，寡妇村的悲剧已成为历史。如今的铜钵村一片祥和。铜钵村房屋建筑面积比1950年扩大了20多倍，全村范围也比过去扩大了好多。但见铜钵村四周与铜陵镇新城区、东山口岸联检机构、马銮湾别墅群相连，傍晚时分，这里人气高涨。

由于老兵年纪大，这些年来走动少了，但长期的频繁互动，却也促成了两地的联姻。据黄镇国介绍，有五六个铜钵村女儿嫁到了台湾。事实上，一直以来，铜钵村与台湾便有很深渊源，距离高雄仅有110海里，跟金门就更近了，过去海上捕鱼，两岸渔民间就常有互动。

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40多名铜钵村青壮年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并将铜钵玉二妈祖庙的“二娘娘”奉上战船作为保护神。据说，海上战船交锋时，其它战船皆有毁损伤亡，唯独有“二娘娘”金身的战船上，铜钵将士全部幸免，于是将士们都对“二娘娘”显灵助力的说法深信不疑。

为了纪念“二娘娘”抗御外侮、收复国土的“神功”，激励并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村民们决定两尊并列供奉，并把随郑成功出征并返回的一尊称为“大妈”，后雕塑的一尊称为“二妈”。这也成为如今全国各寺庙中独一无二的文化。300多年来，玉二妈香火在台湾深深扎根并不断繁衍，除了台南祖庙，还有嘉义、台北、台中、基隆、桃园、高雄等地“玉二妈”庙12宫，信众遍布台湾达数百万人。

文/《台海》杂志记者 卢燕 实习生/黄海绵

通讯员/谢汉杰 图/谢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