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结婚证的演变史，从“奖状”到证书

结婚证，最早称为“婚书”。民间婚书最早起源于唐代婚书。在早年间为手写，多用红纸墨书，其中包括求婚帖、订婚单和结婚单。1949年以前，中国民间的婚嫁习俗一般沿习旧制，联姻的关键不是男女当事人同意，而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那时的婚书上介绍人、主婚人、订婚人、结婚人以及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的名字，都要写出来，有的还要写清楚订婚或举行婚礼时的饭庄，各种名称排了长长一串。



（宣统二年婚书，网上资料）

中华民国时期，在沿海地区开始流行较为西化的油墨印刷的婚书模板，证书中装饰的插画及美术字都极具美学，除了山水风景、龙凤呈祥等图案，洋气的小天使、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和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也都出现在不同的民国婚书上。制作也很丰富，有绢面、宣纸、毛边纸、硬本等不同的版本，内容皆为毛笔楷书手写，文字开始使用白话。在内地，传统的红纸墨书式婚书仍然可见。



这张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同安人与金门人的结婚证（杨建设收藏）。证书上书：“时在同安县翔风乡普山保汪厝社举行结婚典礼。”翔风乡就是现在的翔安新店。又书“先生证婚 两姓联姻 一堂缔约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 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緜緜 尔昌尔炽 谨以白头之约书 向鸿牋好讲红叶之盟 载明鸳谱。”词藻极尽华丽优美，富有中华民族传统色彩和韵味。

当时的结婚证可自行前往店铺购买，需要男女双方和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在有公开仪式的场合签名盖章，就具有法律效力，如需公证结婚则交由有关部门认证。结婚证上上面有贴税票的，就是公证过的结婚证。



（民国二十八年，同安结婚证带税票，网上资料）

解放以后，提倡自由婚姻，意味着婚姻已由当事人自己做主。因此去除了介绍人、主婚人、订婚人等名字。证上有这样一段话：“双方自愿结为夫妻经审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相符除予登记外。”证书的版式也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五角星，时间改成了公元纪年。



这对是1952年同安县第五区的结婚证。当时同安还不隶属于厦门，第五区即汀溪镇。证书采用横版直写，由第五区区公所区长背书。



这张是1952年厦门市禾山区的结婚证。禾山区存在的时间不长，原为厦门岛内非城区的部分，大体为今湖里区以及思明区东部，1958年与集美镇、灌口镇、海沧镇等地合并成立郊区。证书采用横版直写，由厦门市第一任市长梁灵光背书。当时可见印章的形式已逐渐从方印过渡到圆印。



这张是1955年厦门市禾山区的结婚证。相对于3年前，版式又开始花俏起来。结婚证上印有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的图案，有和平鸽、稻穗、棉花、五星红旗、及双喜字，这反映当时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五、六十年代的结婚证上都刻有一句简洁的口号，这张印的是“百年好合”。结婚证的版式仍然是横版直写，由当时的禾山区区长背书。



这对是1958年厦门市开元区的结婚证。比较特别的是登记机关是“开元区溪岸街道”。溪岸街道存在的时间很短，1956年设立，1958年公社化后即和公园街道合并为“公园公社”，所隶属的开元区，也于2003年被思明区合并，不复存在。结婚证为直版横写，由当时溪岸街道办主任背书。



这对是1961年厦门市鼓浪屿区的结婚证。当时正当三年困难时期，因此结婚证的纸质也较为粗糙，油印的效果也不佳。证书为横版横写，由当时鼓浪屿区区长背书。



这对是1962年厦门市思明区的结婚证。证书为直版横写，与50年代末的版式差异不大，由当时文安街道办主任背书。文安街道现已并入中华街道，不复存在。



这张是1965年厦门市灌口公社的结婚证。灌口公社即灌口镇1958年-1984年的称呼。证书为直版横写，证上已无主管背书。比较特别的是证书上方的五星旗由传统的六旗变为双旗。

到了“文革”期间，一切东西都被披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结婚证当然也不例外。那时每张结婚证上都必有一段毛主席语录。



这对是1968年灌口公社的结婚证，婚书变成体积小巧的折页结婚证。登记单位是“灌口人民公社革委会”，反映了文革时期的到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结婚证不再是夫妻两人压在箱底的婚姻纪念品，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书。人们使用结婚证的次数日趋增多，于是结婚证也随之“返璞归真”，逐步取消了复杂的图案，并由奖状式变为护照式，方便结婚人携带。


（现在的结婚证，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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