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记忆：精神病医院
摄影袁冬平
父亲说：每次运动来了，病人就增多了。
精神病院，这名字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而对我来说这家医院只是名词，我一点也不畏惧，因为父母都在这家医院上班，他们从年轻时一直干到退休。我从小就在这个医院摸爬滚打中长大，我能熟悉地说出病人吃的各种药名、各种治疗方式、以及病情的各类名称：如狂躁型，妄想型，青春型，抑郁型等等。我也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病房到最终医院大楼落成，从民政局转为卫生局，从单一的精神病科到最后综合医院。名称也从精神病防治院改为仙岳医院。
我学龄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我喜欢这里漫无边际的环境，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我可以玩城市孩子心惊肉跳的童趣，如：揭瓦掏鸟窝，上山敲松果（树雷），钓鱼，捉蚂蚱，挖地瓜，到田里摸田螺，捉小鱼，还可以近距离识别各种蛇类、鸟类。每个月父母休息天才将我们姐弟带回幽静的鼓浪屿，那时候我就像乡下小孩进城里，会晕车也会晕船。两天后父母再把我们带去医院，把我们反锁在宿舍里，我和弟弟从宿舍窗户栏杆钻了出去，溜到医院后山去捉蚂蚱，医院就在山脚下，山上有一个大坟墓，据说是附近村庄的有钱人家的祖坟，占地面积约一两百平方米，干净又宽阔的水泥墓园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所，我喜欢坐在墓盖上方，俯视医院的全景，等到父母快下班了又若无其事地沿山路跑回去，从栏杆钻回宿舍，到了吃饭时间，父母从食堂打饭菜回来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家医院职工每天早上都在早请示晚汇报，医院紧跟革命形势，进驻军宣部，工宣部，他们组织医务人员和部分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结合一根银针治百病，使用中药给患者治疗，一时间，病房门口摆了一整排的炉子点火烧炭忙于熬中药。不知从哪里获得药方说用死人的头盖骨熬汤可以治愈精神病，院长马上组织几个党员干部，派他们去墓穴里专门掏那些头盖骨。医院后山坟墓很多，要找头盖骨并不难，他们只能选择晚上出发，掘墓人带着手电筒，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锹，有的拿麻袋准备装头盖骨。据那些回来的人说：每当挖开一个墓穴，他们就集体跪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我们是奉某某领导的指示来的，你有怨有仇要都找他去，不要来找我。后来一麻袋的头盖骨有没有给病人熬汤喝就不清楚了。
医院还买来很多三合板，在每片三合板上画了一个个芭蕉扇大小的语录牌，根据描好的样式锯成一块块，填上红颜色画一个红太阳，底下三朵黄灿灿的向日葵，所有职工每天早上都要带这个牌子对着毛主席照片：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晚上集体在礼堂开大会，唱语录歌曲，有时候将某某医生抓起来批斗，挂牌，戴纸帽。我眉头上一块疤痕就是我对着毛主席照片看得太入神，疏忽了前面的台阶而摔倒，保姆阿姨抱起我时，鲜血染红她的衣襟和袖子，我还记得自己拳打脚踢被按在病床上缝合三针。父母一气之下把小保姆解雇了。
我常常陪着母亲值夜班，等到半夜就有点心吃。我拿一条长椅躺在室外看满天星星，母亲忙完工作后就会跟坐在我身边，对着天空教我识别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天狗星，太公钓鱼星等等，那时候天空的星星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夏天的夜空是藏蓝色的。到了交接班时，每个值夜人员都能分到一大口杯的面条，那份面条被我和弟弟一人一口吃光了，母亲在一旁看着我们吃，一边喝着白开水。
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父母，难免会受到病人的暴力。父亲的门牙在三十几岁时就被病人打落了，从此镶上假牙；母亲在一次值夜时，被一位病人吓得魂飞魄散，一位病人喊着要喝水，母亲提着水壶过去，一张狰狞的面孔正对着她笑，母亲一连退了好几步，水壶也掉在地上。原来病人将牙膏涂满整张脸，又用黑色鞋油把头发涂得厚厚竖起来，露着一口黄牙，病人为自己恶作剧得逞乐得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母亲进病房派药，一个病人要抢她的口罩，母亲说：我换个干净的再给你，冷不防一个拳头将我母亲击倒，后来母亲被诊断脑震荡，从此落下偏头痛。
医院常常送来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有男有女，有的开车送来，有的坐在三轮车被五花大绑送来。狂躁型的大喊大叫，有的放声高歌，那张脸因为疯狂而狰狞。抑郁型的沉默不语，这类病人最可怕，常常有自杀倾向，是医务人员最担心的对象。他们发病的病因各式各样：有上山下乡想不通而发疯；有出身问题上不成大学而疯；有谈对象被蹬掉而疯；还有因为丢了一条裤子而疯。病人有的是家族遗传，有的属后天环境刺激，还有一些是装疯，这样的人一般是政治犯，戴着手铐被公安局送过来，通过医院观察几天，真疯假疯一目了然。父亲说：每次运动来了，病人就增多了。医生向家属问完病情后就开始写病历，定病情，下处方，再不镇定马上注射一针，不一会儿，那病人就晕乎乎睡着了。进入病房后，所有的病人都换上统一颜色的条纹服装，衣服上还印着红色编号。医院上班时间到就敲钟，那铜质钟声悠扬且带有回音。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值班人员会敲乱钟来叫醒职工，这种情况一般是遇到病人有意外或者出了事故。
医院大门边是传达室，也是挂号窗口，负责挂号的人员姓林，我们叫他“老林伯伯”。老林伯伯是台湾高山族人，是解放期初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兵，他一条腿被子弹打伤，走路那条腿不能弯曲，垫一脚拖一脚。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小麦色的皮肤，瓜子脸，笑的时候一对深深的酒窝，她爱美也爱照相，照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我常被她家玻璃板下的靓照吸引住，她在医院食堂工作，经常变花样改膳职工的伙食，他们的子女跟我年龄差不多，都在鼓浪屿上学，只要学校放假我们就结伴一起到医院找父母。那时从轮渡买一毛钱车票可以坐到终点火车站，再从火车站步行到莲坂，经过华侨化工厂，下个坡走田埂，再走一程路，这条路两排树林，中间一条黄土路，尽头是一家水泥管厂，再往前走有一个军营，经过军营后才看到精神病院大门，这一段路程大约需要走一个小时，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却也并不觉得累。
时隔多年后，有几次我到医院办广告业务，医院大楼矗立在显眼之处，后山的大坟墓也不见了，当年那些医务人员多数退休了，新的领导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为了做业务我还跟他说明自己是医院职工子弟，他勉强给我做了些业务。我走出办公室，看到小时候种的那棵小桔子已经长成碗口粗大树，只是树上不挂一个果，满树枝叶都在朝我招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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