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闽南：清末民初同安罂粟遍野，连岛内、大担都在种

品读闽南：清末民初同安罂粟遍野，连岛内、大担都在种



图1：清柳遇《罂粟婆娑图》

近世闽南的“土药”之祸
——读谢章铤《发同安见罂粟感赋》

公元1911年，台湾进士施士洁出任马巷厅通判。自从甲午内渡之后，抛弃田舍财产，施进士生计不免窘迫。如今在副县级单位任主官，生活多少有了着落，自然让人兴奋。诗人又要“诗言志”了。到任后，施通判即作《马巷道中》（旧刊误作《马卷道中》）一首：

苦从田父问桑麻，为道今年景物嘉。
万顷绿云浮白雪，春来羞见米囊花。

去夏，马巷地区刚遭遇干旱，“泉涸，井干，庄稼微收”。新官上任先要探访民生，闻讯些农桑麻之苦。得到的回答是风清日朗、丰登有望。言语外，田垄中一大片蓬勃生长的“米囊花”，却让人心生羞愧。

“米囊花”即罂粟花。民国版《同安县志》在物产卷中有新增词条：

鸎（罂）粟：即鸦片，一白脚尖，一名米囊，一名御米。壳叶如茼蒿，花如芙蓉五色，实如细粟。又名阿芙蓉。

将米囊花变成阿芙蓉，还有一个炼制过程。“当它成熟时，切开它的顶部，一种乳白色的液汁便流出来。液汁迅速凝固，然后将它刮下来制成生的鸦片饼。这些鸦片饼被放在极其干净的大平底锅内煮沸。制作工人极其小心地、全神贯注地工作。通过这一程序，杂质和树胶粘汁被清除，剩下的便是鸦片吸食者所垂涎的东西了”。（《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72年）地产的鸦片，就被称为“土药”，与进口的鸦片“洋药”相对应。

同安地区的罂粟种植，据1999年版的《同安县志》考证，始于光绪4年（1878年）：“秋，同安试种罂粟成功，烟禁自此废”（《大事记》）。这时间的表述并不准确。咸丰2年（1852年），长乐名士谢章铤途径同安，“至同安县，见道旁罂粟花，有感，作诗”（陈昌强《谢章铤年谱》）。诗题即名《发同安见罂粟感赋》：

夙驾发泉山，言至同安县。
路旁红白花，或言是鸦片。
吁嗟阿芙蓉，毒药众欢忭。
能令金钱虚，复使朱颜变。
黄许各建言，漏卮塞未徧。
争利而忘身，边城纷刀箭。
白骨高如山，言之心胆颤。
小民尔何知，鸩酒宁堪嚥？
妻子困饥寒，精神供烹炼。
不见四方人，嗜者终贫贱。
如何蕞尔区，栽种及芳甸。
国家有科条，努力避严谴。
作诗望长官，申禁惟其便。

这种开“红白花”的植物，是观赏的尤物。但一旦成了“阿芙蓉”，则成“毒药”，“能令金钱虚，复使朱颜变”。多少人就为一口烟，“争利而忘身”，“白骨高如山”。吸者之家因此“妻子困饥寒，精神供烹炼”。早在嘉庆时期，已经“国家有科条”。但如何对待鸦片，朝廷大吏“各建言”，议论纷纷。道光年时，鸿胪寺卿黄爵滋力主禁烟，以为国家的“漏卮在鸦片”，自道光初年以来，吸食鸦片日渐成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实在是“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黄爵滋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奏折《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则主张弛禁，以为土产鸦片“烟性平淡”，“食之不甚伤人”，放开让民间种植罂粟，能打破洋人洋药的垄断局面，使他“无奇可居”，洋药也就“不禁而绝”（许乃济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弛禁奏折）。
早在许乃济上折子之前，土产鸦片早已泛滥。用许太常的话，就是“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同安一“蕞尔区”，也不甘落后，“栽种及芳甸”。
1891年厦门的《海关十年报告》说：“厦门地区罂粟的种植可追溯到40多年前。据说，最初的种子是由海峡殖民地引入的，主要种植地是同安县。每年3月间，旅游者都被那里的迷人景象所陶醉。罂粟花盛开的田野，呈现一片五彩缤纷。”
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海关十年报告》，是“厦门关税务司署”（俗称“新关”、“洋关”）向总税务司呈报的公文。“厦门关税务司署”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把持关务大权的外籍人士，就一直着关注鸦片的进出口，不管是“洋药”或是“土药”。从1865年编制的第一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开始，逐年对“洋药”和“土药”都作了颇为详细的汇报，同安的土产鸦片自然也不放过。



图2：吸食鸦片（陈亚元收藏）

从1865年到1881年洋关的报告，勾勒出当时同安一地“土药”的生产情况：

同安的罂粟原本只种在山区的高地田里。这些田不能引水浇灌来种植水稻，如果用它们种植罂粟，获利要大大地高于种植甘薯、花生和小麦。据估计，种植罂粟，一块70平方呎的土地种植罂粟，估计可获得8—12元。而同样一块地若种水稻、花生或甘薯，前者将仅得5元，后者则只得3元，所以，很多土地宁可用来种植罂粟。
种植的具体地点，报告说到：罂粟的种植大概是在美人山的山脚下，估计约有12平方哩的土地轮作种植。夏天这里的田地甘薯和花生，而到了冬天，罂粟就它取代原先的小麦种植。也有报告说：县境内一个叫坑南岭的地方（今为何处，不明），方圆约35哩，这里的可耕地，每年约有1/2—1/10被用于种植罂粟。坑南岭的范围内有不少于30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居民是归属一些有势力的家族。村民们生性好斗，又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他们根本不理睬政府禁种罂粟的命令。
政府的禁令形同虚设，田地相邻的官道上各级官吏来往不断，但没有人能看到罂粟的种植，也没有任何措施来落实朝廷禁令。贿赂的公行，卑劣的官员和属吏对违禁种植罂粟也有意视而不见。这些都导致每年生产的鸦片不断增加。
同安县种植的土产鸦片，质量并不佳。主要在内地市场和邻近厦门口岸北面的海边小镇里销售。少数运入厦门。这种低劣的鸦片，被大量用于混合外国进口鸦片。这种混合的鸦片特点就是价格低廉。
在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报告人总结说，福建省的土鸦片的生产，在1893年产量估计是1460担；1900年上升到7784担；1901年全部产量超过8000担。而主要的产区就在同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该地的土壤适宜种植罂栗，另部分是由于该地区居民的“独立精神”。他们成功地抵制了地方官府对他们的征税。种植者们又逐年改良毒品的质量。现在，它已超过来自任何其他省份的鸦片。一些种植者还成功地作到一年收获两次。现在要担心的是，土地能否承受对它肥力的这样榨取。（见《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从晚清到民国，禁烟、弛烟之争依然没有消停，只是更多地化诸行动。

光绪34年12月18日(1909年1月9日)的《汇报》登载消息《同安民抗官情形》：

同安为全闽第一产土之乡，日前该县易大令查知近城西关外洪姓仍种土药，初二日带同福税左营周哨官及勇丁数十名到该乡，传其家族长三人诘问，意欲令将罂粟拔去了事。讵该乡著名犷悍，恃众藐法，抗不到案，并敢开枪拒捕，被掳兵勇数名。周哨官见护勇被掳，拼命赶夺，不料为枪弹洞穿心腹，立即倒毙，亲勇亦伤死数名。易令见势不佳，乃传令开枪轰击。易令大帽猝中一弹，飞数丈外。易令大惧，狼狈回署，派丁到厦门提道二署告警。洪军门即拨兵千名，檄何炳南、刘子珍二管带驰往会同剿办。

民国初年斗争更显激烈。又是厦门海关的报告：“1911年10月的革命之前，本地区的罂粟种植被禁止。但直到1913年，地方当局才采取了严厉手段查禁鸦片。该年5月5日，所有出售熟鸦片的商店被关闭，吸食者遭到处罚。到了9月，花费了极大力气并多次求助于武力，才禁止了罂粟的种植。结果，罂粟的种植完全被禁绝。”



图3：吸食鸦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

民国时期的禁烟可以称得上是“雷厉风行”。1919年3月11日的《申报》对此也有报道：
闽省下游烟苗之盛，半由愚民之玩法，半由官厅之受贿，故酿成今日毒卉遍野，烟祸蔓延，至于不可收拾也。乃月之二十四日，厦门当道忽变其平日冷静态度，对于拔除同安马巷一带烟苗雷厉风行，大有除恶务尽之概。其铲除烟苗之法，用竹竿削成戟式，向烟苗左右拔断，按乡铲除。从二十五日起，每日皆派兵到乡铲除。计二十五日苏厝社被拔除烟苗五百余亩，二十六日石涛社被拔除六百余亩，二十七日拔除同安南门外各小乡四百余亩。现每日派浙军二团、北军两团分途拔除。据官厅报告，谓同安马巷二邑之烟茁，地面辽阔，非半月之功不能拔除净尽。至泉州一方面，则由黄培松会同贾文祥团长担任拔除，现已着手。
禁烟是官府行为，弛烟也是官府行为。
从光绪27年（1901年）开始，官府堂而皇之地开征“膏捐”（即鸦片税）。沉重的税务，以致激发民变。
《中外日报》光绪28年2月16日（1902年3月25日）消息《同安县民反对抽收土税太苛》：“同安县民因抽收土税法太苛，加以巡勇骚扰，民不聊生，竟于上月念七日激成毁局之变。迨该县黄连生大令闻报前往，则土药局已成平地，百姓聚至数千人，势甚汹涌。”黄县令一面竭力解散民众，一面禀报兴泉永道派兵准备弹压。

到了民国时期，种植罂粟已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了。在海关的报告中，不断地有这样的文字：“这里周围的农村均已让位于种植罂粟。我们曾查获几起从海峡大宗走私进口的罂粟籽，供种植罂粟之用，并且必然还有大量的偷漏”（1919年3月26日，厦门去函）；“尽管去年秋季‘禁止’种植罂粟。大约两星期前，我发现在大担岛上有两块土地种植罂粟”（1922年4月29日，厦门去函）；“这个地区种植鸦片很普遍，而且蔓延很快。在大陆，甚至厦门岛上，现在许多田地都已经种上鸦片。也许更多的田地将被播上鸦片种子。我听说军方在同安竟然命令农民种植鸦片。有消息说，一个辛迪加已经成立.集资一百五十万元，准备用于明年的鸦片贸易。其中一部份打算用来贿赂厦门和广州的厘金局官员和海关关员。我听说臧将军和张将军打仗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决定同安田地里的鸦片由 谁收税”（1922年11月29日，厦门去函）；“监察长乘其在中国旧历新年期间外出狩猎的途中，走访了刘五店和同安地区。他说据他估计，大约有85%可耕土地正在投入种植罂粟。我推瀏，一个农民种植罂粟所获得的收益相当于种植其他作物的5倍”（1923年2月22日，厦门去函）。（引文均见于《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 第一辑（1911-1949）》）。

官府勒逼成了这一时期农户种植罂粟的强大推手。1917年“10月，县知事纽承藩勒纵乡民种罂粟，同安烟禁复开”（《同安县志1999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罂粟的税收以及鸦片的买卖，是各路军阀敛财的重要手段。

到了1917年底，福建和广东间的国内战争爆发，人们乘普遍混乱之机，又重新种植罂粟。第二年(1918年)，当广东军队占领福建南部后，罂粟被自由种植，一个称为田赋的鸦片税，由福建军官公开征收。这些军官无视鸦片禁令的实施(由福建军政总督颁布)，借口这是在他们的权限之外。本地的气候和土壤很适宜种植罂粟，种植者收成很好，获利甚丰。1919年，种植罂粟的土地范围明显扩大，鸦片的生产已达到如此巨大的数量．以致于精制鸦片仅以每两2元的价格出售，而两年前的价格则是每两15—20元。外国鸦片已完全被土产鸦片所取代。后者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而且还供应口岸外其他地方。大量鸦片从厦门走私贩运到两个主要的转口中心——香港和上海。据报告，这一非法贸易给商人带来巨大利润。1920年8月，广东军队撤出福建南部。随着本省正常秩序的恢复，“闽南烟苗禁种会”于9月份成立。该会由著名的地方绅士领导。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持，该会注定要失败。罂粟于是再度广泛种植。1921年，地方军政官员重新试图禁止种植罂粟。据报告，现在除了官方控制薄弱的少数地区外，在福建南部再也见不到一株罂粟了。（海关十年报告之四1912——1921）

1923年11月6日的《申报》透露，占据厦门的臧致平部“近且令禾山种烟，征收烟税十六万元，已着手开办”。报道惊呼，禾山“距街市七、八里”，而厦门这一“通商巨埠，中外观瞻所属，竟公然种烟，真太不成体统”。其实此类情况并不止于臧致平一军与厦同一地：

他省罂粟均农民窃种，军队从而分润之。闽省则不然。民苦于征税之重，无利可图，不愿种植。所谓军政界者始则出示劝种，甚有“种烟乃利国福民”之语。继更以武力逼种，必令将所有田地几分之栽种罂粟，不种者亦照例征税，每亩征至数十元，分三期交纳。甫下籽种即征第一期。闽南时局如弈棋，各军亦知胜负无常，不敢自必能久据一地，于是极敲剥之能事。甚有烟苗未秀，而三期都已征过。一军失败，而他军递据，则又从头征起。农民胁于兵威，不敢抵抗，往往称贷不足，则卖妻鬻子以应命。烟既获矣，运售又须纳税。违则仍以禁物论，强攫以去。总之农民之种烟，固不足供官兵之掊克。（1923年12月19日《申报》《厦门通信》）

早在晚清时，和施士洁一同内渡的诗人林鹤年也唱过：

罂粟花开徧野塍，山场花价逐年增。
何年洗尽烟花劫？大海迴澜此一灯。

林鹤年亲眼目睹晚清时的“土药”之祸：罂粟满野，烟价日涨；烟灯独炯，劫难何平？。“此一灯”，即鸦片灯。禁之、弛之，关乎时局变化，关乎“大海迴澜”。



图4：烟具（《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


作者简介：刘瑞光，厦门人，笔名海峡问史，曾贡献于教育界，现悉心精研厦门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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