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洋裕国改变世界海上格局|郑成功被称中国史上通过经略海洋参与世界市场互动第一人

通洋裕国  改变世界海上格局|郑成功被称中国史上通过经略海洋参与世界市场互动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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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垄断东西洋贸易，改变世界格局。在其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台湾作为连接世界商业网的中转站，一直是几大海商集团希望染指所在，当年郑成功将大本营迁往台湾并非战略撤退，而是以台湾为一个新的起点。图/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提供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过，十七世纪前后的远东海洋，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都虎视眈眈，谁控制了这一片海洋，谁就成为这一片领土的“救世主”。

通洋裕国，建立海权，经略海洋，改变世界格局。明末清初，郑成功领导的郑氏海商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和陆海各五大商行的有效协作，突破明清两朝的禁海政策，控制闽浙粤沿海，主导与东西洋的海上贸易，独享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参与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大航海时代”的角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认识到掌握海洋控制权、经营权和参与世界市场互动重要性的第一人。

这个活跃于17世纪的海上帝国,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国家”的地理边界,却从日本到中国台湾、东部沿海和东南亚，建立了强大的海域霸权，拓展、维持着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在征服海洋中，郑成功成立秘密商团组织“山海五商”，将陆上货品运到厦门，再由东、西洋船运往日本及东南亚。图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海防图。图/何丙仲提供

以战保商 以商养战

大家对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并不陌生。但他作为驰名中外的海洋英雄、海上贸易家、海上霸主，却少有人提及。事实上，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郑成功所引领的郑氏海商集团在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构筑的历史场域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剧。

浮海泛舟，游弋东西洋，架构海上世界，周旋于各大贸易势力间，奔忙于各个港口采购、贩卖商品。自1646年起，郑成功起兵到东渡台湾的16年间，从初起时的90多人，发展壮大到二三十万人，并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以海上贸易为经济后盾，以军事武装为安全保障，郑成功建立的这个庞大且实力强大的集团，在与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角逐中，打败了荷兰人，掌握了台湾制海权，垄断了东西洋的海上贸易，通商范围遍及日本东京、长崎，以及暹罗、巴达维亚、马尼拉等东南亚各国。

郑成功一面与清军抗争，一面泛海通洋，以战保商，以商养战，两者相得益彰。他经营的航海贸易范围很广，方式多种多样，获利颇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告诉记者，这时候西方大量白银东流进入中国，西方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指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

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以菲律宾为中转而进行。1576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宾，中菲间的贸易迅速升温。福建沿海一带海商“将中土丝、绵、缎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不卖货物，止卖金银”。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商品，西班牙人只能从殖民地墨西哥调运白银来交换，然后西班牙将中国商品运往南美。为维持这样一种中国货物－墨西哥白银－菲律宾的物流关系，他们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银的开采与多条菲律宾海上航道的开辟。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横越太平洋至菲律宾的航线。

郑成功的海商集团在与菲律宾贸易时，换回大量的白银。李金明说，明朝时期，中国由于税制改革，大量需要白银，但它又不是产银国家，所以白银价格很高。他坦言，尚且不算其他，郑成功集团海上贸易光是赚这其中的差价，就已经非常可观了。

郑成功还以其优越海权，对往来日本、东南亚、中国等地的船只，征收具有商业税、保护费性质的“饷”，西洋船三千两，东洋船小船五百两，大船二千一百两，即发给船舶国籍证明文件的“牌”。清政府下令“片板不许下水”，事实上也下不了水，曾经有一个海商向清政府供述道:“彼时船出海外，非得国姓票必不能行。”

诚如清人郁永河评述：“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万余，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甚至，为了便利对外贸易，郑成功还在漳州自铸银币，这是中国最早的银币，标志着中国货币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成功”和“国姓大木”银币的诞生，一方面抵制外国洋币，一方面方便海上通商，推进了郑成功的“海洋战略”。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何丙仲直言，郑氏海商集团向欧洲人争夺远东贸海权，并不是停止海上贸易，而是目的在于进一步争取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为了便利对外贸易，郑成功还在漳州自铸银币，这是中国最早的银币，标志了中国货币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图/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提供

开拓海外市场 也活跃了国内市场

没有帝国的商人，凭着智慧、借助乡族的力量，郑成功缔造的海商集团，开辟了东西洋多条国际航线，与官办的、武装的欧洲贸易势力竞争，在大航海时代扮演着国际商人的角色。他们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活跃了国内市场，有效沟通了内地省份与沿海地区的商贸往来，还创造性地开通福建至东南亚，再到日本，最后折返福建的循环海上经贸航线，促进了海上经贸文化的发展。

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郑成功面临的不只是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风险，还要与其他贸易势力角逐，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东来的欧洲势力有着强大的王权支持，而他的海商集团不仅得不到朝廷支持，还受到“海禁”、“迁界”等政策的阻碍，在夹缝中拓展、维持着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说，西欧商人的航海贸易“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而得到顺利发展，中国商人的航海贸易却在封建政权的扼杀下艰难地挣扎。1547年，明朝政府处斩97个“非法”与葡萄牙人贸易的厦门地区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面对种种挑战，内外夹击，郑成功的海商集团如何脱颖而出，跻身海上霸主？对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冯立军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郑成功独到的经营策略。

从国际上来看，郑成功所处的17世纪中叶，正是远东海上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欧洲殖民主义强国络绎东来, 残酷无情地侵入远东, 并将他们在欧洲的竞争与冲突带到远东; 日本刚建立不久的德川幕府的将军们不得不选择了谨慎小心的防御性策略, 在冷静地关注中国政局变化的同时, 为保卫其主权的完整而采取了“闭关锁国” 的政策。

冯立军说，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西欧人开辟了通向亚洲的新航线。远东包括东南亚和东亚这片海域，最早染指的西方海上帝国有西班牙、英国、荷兰、日本跟中国。但到了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已衰弱，而由于利益冲突，英国与荷兰开战，以英国失败而告终，英国被迫退出远东，专门经营印尼。于是，在17世纪的东西洋海域，欧洲势力就只剩下荷兰，这对郑成功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

从国内来看，明清鼎革引发了长期的动乱，再加上清政府为扼杀郑成功海上贸易所颁发的一系列海禁政策，不仅没能起到作用，反而为郑成功垄断东南亚贸易扫清了障碍。冯立军告诉《台海》杂志记者，其时，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组织反清复明活动，从陆上的力量看，郑成功不敌清军；但海上实力，郑成功则更胜一筹。他说，清朝军队从福州、泉州、漳州整个海域，能够参与海洋作战的战船，大概有170多艘，但是当时郑成功所拥有的大大小小的战船、商船大概有几千艘，整个海上力量，是很不对等的。郑氏的海商集团是非常强大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政府想剿灭盘踞在海上的郑氏海上力量，显然是无法达到的。于是，清政府只能采取严查、防备等消极的应对措施，即使后来采取郑成功叛将黄梧的建议，实行迁海政策，可成效不大，郑成功从容应对，利用山海五大商和内地走私的商人，通过贿赂买通守口清朝官员，将海上贸易所需的各种物资从苏杭等地运到厦门，再转运海外，粉碎了清朝统治者的封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沿海老百姓无法贸易，一时之间，所有海利为郑成功所独揽。

不难发现，17世纪中叶远东地区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相互交织和冲突, 使得远东海域成为当时世界经济领域中最具重要性和冲突性的区域之一, 而郑成功无疑是当时远东海域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建立五大商 成立东西洋船队

1653年起，郑成功即已是中华海上的霸主，无人能与之匹敌，除了国际国内形势使然，最关键的还是其与时俱进的经略海洋思想和系统性、隐秘性的经商策略、组织。读书人出身的郑成功比郑芝龙更擅长组织、管理，无论是贸易范围或组织，都比郑芝龙时还大、还有效率，更进一步地把东西洋贸易制度系统化、军事化。

1651年起，他成立秘密商团组织，内陆的金、木、水、火、土“山五商”，负责在北京、苏州、杭州搜购丝绸、瓷器、珍玩等，运到厦门给仁、义、礼、智、信“海五商”贩卖，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大城市和港口，还在京师、山东、苏州等地设立商号。郑成功还设“裕国库”和“利民库”，大力发展海内外经济贸易。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郑成功拥有东南沿海制海权的前几年，华船运往日本的生丝年平均就有7.5万斤，丝织品1.2万匹。

1647年到1662年间，到长崎的中华船只中，就有八成来自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因此郑成功在对日贸易上握有相当的主导权，尤其是生丝，更完全取代了荷兰，对长崎丝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山海五大商，只是郑成功海商集团贸易收入的来源之一，其海上贸易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是成立东西洋船队，出租船只，贷本经营，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海各地以通贸。冯立军特别强调，东西洋船队与“五大商”组织并列于裕国库和利民库之下，并非从属关系。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永历十一年，二月间，六察常寿宁在三都告假先回，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洋船本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由此可知，东西洋船与十行没有统属关系。

郑成功除了继承郑氏家族原有的东西洋直线贸易航线外，还创造性地开通了“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的三角贸易航线。当时前往东南亚各地贸易的郑氏商船，在当地交易完成后，一般不直接驶回中国，而是在当地转载货物驶往日本长崎再次交易，然后再由日本换货回国。采取这种三角贸易方式，不仅有利于缩短贸易航线，而且能使贸易资本得到再次利用，提高了利用效率，使贸易利润获得较大提高。而郑成功通过三角贸易活动，将原来分散的东西洋路线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联结中国、日本、东南亚各地的庞大的贸易网络，促进了海上贸易的更快发展。

据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原馆长杨彦杰计算，1650至1662年间，郑成功每年派到日本贸易的船数估计约30艘，派到东南亚贸易的船数约16到20艘，航海贸易总额平均每年约392万银两至456万银两。其中对日本的贸易约216万银两，对东南亚的贸易约176万到240万银两。他从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航海贸易中年平均获得利润234万-269万银两。



郑成功虽出生于日本，但7岁便回到家乡，住在安海，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读书、生活直到娶妻生子。图为清代所作，是郑成功与原配董氏俩年轻时代画像，画轴上端的像赞为郑成功八世裔孙郑琼书所题。图/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提供

驱荷复台 以台湾为新起点

对日本的贸易是郑成功及其郑氏海商集团海外贸易的重心所在。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聂德宁介绍，郑成功对日本的贸易量通常是其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量的三倍左右。而荷兰人作为当时日本市场上唯一的欧洲经营者, 总是竭尽全力利用其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权来获取利益。但是,控制约有80%中国商船的郑成功, 在对日本的经济以及对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远胜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不仅如此, 郑成功还控制了相当大的贸易货物供应基地, 从而迫使荷兰人在对日本的贸易商战中处于下风的境地。这就是荷兰人为什么总是在远东海域的各个场合, 诸如在东南亚的海上航道上以及在台湾海峡地区不断地攻击和劫掠往来于日本的中国商船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荷兰人为了企图打开他们长期期待的对华贸易门户, 竟然逐渐地不惜公开投向清朝的阵营与郑成功为敌。

聂德宁认为, 由于北伐过程中“南京之役”的失败, 清朝军队因此而步步进逼, 加之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作为其连接东印度群岛与日本长崎之间的桥头堡, 长期以来对中国海外贸易活动的生存和发展所构成极大威胁。郑成功将其大本营从大陆沿海迁往台湾并非单纯的战略撤退, 而是以台湾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正如卢若腾所说的荷兰人“掳我妻子杀我男，牂我商船不休息”。如果不把荷兰殖民者驱逐离开台湾，那么，中国海外贸易船只的往来是会经常遭受劫掠的。

何丙仲坦言，郑成功决心收复台湾，不能不说是和保护对外贸易的安全，巩固通洋之利有密切关系的。他说，驱荷复台，从商业层面来说，也是郑成功进行贸易活动的需要，将台湾建立成与大陆、日本、东南亚贸易的转运站，且使这一贸易连接到世界的商业网络中。这一说法，在后来郑成功曾计划出兵征讨和惩罚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的这一事实中得到了佐证。但不管怎样，诚如何丙仲所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海丝”文化使闽南和台湾联在一起，丰富了“海丝”的领域和内容。

用冯立军的话来说，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 收复台湾后的郑成功在当时远东的国际事务中还将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安海古称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安平港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当时甚至要比刺桐港还有名，独特的海洋文明也孕育了郑成功超前的海洋意识。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子承父业 海洋意识从小养成

著名学者张培忠认为：郑成功“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三四百年后的今天，这种观点也并未过时：它既是最早的改革开放思想，又是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

对此，台南文化协会会长郑道聪特别指出，郑成功“通洋裕国”、“海权战略”的养成，起源于郑成功自幼而来的海洋环境、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郑氏第一代海商集团的海权意识。

郑成功虽出生于日本，但7岁便回到家乡，住在安海，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读书、生活直到娶妻生子。郑成功对安海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因而他在收复台湾后，将热兰遮改称安平镇（明朝时安海称为安平）。

安海位于泉州南，是福建四大名镇之一，与金门岛隔海相望。安海古称安平、石井，历史上的安海港湾深邃，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安海的商人也曾富甲天下。



位于安海东北部的星塔，历史上郑成功星塔读书的故事广为流传。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说到安平港，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安平商人，他曾让安平这片土地热血沸腾，安平港更是在他的经营下达到全盛。就是这个人，明朝的皇帝拿他没办法，日本的德川幕府拿他没办法，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也拿他没办法，他游离在海盗、商人和朝臣之间，他更是一度控制着整个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并成为最早开发台湾的人之一，这个人叫郑芝龙，是当时安平商人中最为知名的一人。

虽然郑芝龙被视为“海盗”，但“海盗”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海洋文化，不少的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海盗”之路走向富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来到安海，参观了郑成功的大量遗迹后，留下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大为吃惊的话：郑成功是个大商人。

当年郑芝龙派出50余艘战舰直逼长崎，迫使德川幕府同意郑芝龙将妻子田川松子和儿子福松接回安平。福松是谁？1630年，福松改名为森，叫郑森，就是后来的郑成功。

安海古称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港口曾让安平在历史上红极一时，安平港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当时甚至要比刺桐港还有名。在这样环境中孕育长大的郑成功，海洋意识自然更具前瞻性。郑芝龙对郑成功寄予厚望，所以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到名师执教，使他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再加上安海因有朱子过化，是闽南理学开宗之地，对郑成功日后礼贤下士、从事贸易活动产生重大作用。安海有三塔，分别是：星塔、东塔和西塔。历史上曾留下郑成功星塔读书的故事：据说，星塔村的风水本是卧牛穴，村人每到中午，就要敲锣打鼓来唤醒卧牛。郑成功在此读书，不堪其扰，就想出一个办法，建议村民在乡里前建一座方形的砖塔，象征牛鞭来策打卧牛，以代锣鼓喧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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