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专家学者论证了这一史实郑成功是厦门港的奠基人

多位专家学者论证了这一史实  郑成功是厦门港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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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以厦金为基地，从事东西洋贸易，厦门港因而从小小监督港跻身对外贸易港口，图为旧时厦门港贸易活动繁荣胜景。图/洪卜仁提供

“一城如花半依石，万点青山拥海来。”城建海上，海在城中，城景相依，山海交融，海湾、沙滩、岛屿、帆船、游艇、邮轮……厦门庇万户而纳百川，这里因海而生，跨海而活，御海而昌。一直以来，海都是厦门的生命线。

碧海环抱的厦门岛，背靠闽南大陆的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与台湾本岛、澎湖列岛一水相隔。厦门港是个海峡性港口，海岸曲折蜿蜒，港宽水深，终年不冻。港外星罗棋布的岛屿，组成天然的防波屏障；港内四周环绕的山峦，提供良好的防风性能。

正因为厦门港口自然条件优越，先后有倭寇、荷兰殖民者和英国侵略者对她垂涎欲滴，妄图染指。根据道光年间《厦门志》的记载，对厦门港给予极高评价，“高居堂奥，雄视漳泉”、“为漳郡之咽喉”、“泉郡之名区”、“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海道四达，帆墙毕集”。

用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的话来说，厦门港口的经济价值，迟至16世纪才被发现。但他特别强调，其时港口跟当下的“厦门港”是不同概念，它是指自浯屿进来的整个大厦门湾区。

根据资料记载，早在1394年西欧商船就曾到过厦门港，1516年葡萄牙商人便来此进行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也接踵而至，1621-1627年当地还出现有专营“贩洋”的对外贸易商，且此时由厦门发出的帆船队还经常往返于厦门至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之间。到清初实行海禁之时，厦门与广州、澳门仍然是清政府特准的与外国从事贸易的极少数港口之一。1683年海禁废除后，厦门开始正式设关，对外贸易和自由通商规模也随之而有明显扩大，这时还开辟有通往马尼拉、苏禄群岛、暹罗、越南、新加坡、巴达维亚、盂加锡和婆罗洲等地的多条海上航线，出口货以茶为大宗，进口货则以大米为最多。鸦片战争后，厦门于1842年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厦门港进入了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蓝色海洋经济异常耀眼。

需要指出的是，厦门港能有眼下如此光景，与郑成功时期在此经营海上贸易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手上，厦门港开始有了雏形，并真正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郑成功因此被视为厦门港的奠基人。









没有郑成功就没有后来的厦门港

洪卜仁（福建文史馆馆员、厦门文史专家）：本来，福建海上对外交通贸易的口岸，自唐朝到元朝，一向在泉州港。明初泉州港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漳州的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月港是个内河港，从九龙江上游刷下来的泥沙，日积月累，导致港湾淤塞，从而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厦门港是月港的出海口，很自然地接替月港登上世界贸易的舞台。

四百多年来影响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航海贸易。厦门的航海贸易包括国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厦门国外航海贸易的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与欧洲市场挂上了钩，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明初，实行由封建中央政权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政策，既禁止国内人民到海外经商，也不准外国商人自由前来中国贸易，只允许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朝贡”名义“附载方物”的限制性贸易。中叶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国内市场逐渐扩大的同时，民间私自经营的海上对外贸易，也开始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突破了朝廷森严的海禁防线，“私造巨舶，岁出诸番市易”。漳州的月港和邻近厦门的嵩屿、海沧、大小担是商人私自进行海上对外贸易的活跃地区。

1516年，葡萄牙人先到达广州，不久就来到厦门港外的浯屿，与厦门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人私相贸易。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17世纪初，拥有“千艘以上”大帆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以厦门为航海贸易的基地，“成了长江、珠江之间沿海的无可争辩的霸王。” 这个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就移到了厦门、厦门湾。

明末清初，民族战争以及一系列不利于海上贸易发展的“海禁”、“迁海”政策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破坏，而厦门却因为郑成功的锐意经营，出现了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繁盛景象，为以后厦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和清政府的政治对抗中，郑成功加强了厦门根据地的建设。1655年4月，他将厦门改名为“思明州”，仿效明朝中央政权的建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各司其职，分管政务。自1647年到1662年的16年间，他以厦门这么一个小天地， “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船数以千计”，“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郑成功十分重视航海贸易，采取鼓励航海贸易的政策。因此，尽管清政府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各地商人还是想法设法，“厚赂守口（的清官）官兵”，让商品顺利地通过封锁线，“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此时出口商品已源源不断，为郑成功的独揽航海贸易创造了条件，“凡中国各货，海外捷仰资郑氏”，“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

可以说，没有郑成功，就没有后来的厦门港以及厦门。



位于九龙江入海口中心处的圭屿，其所在的区域是大家所共识的厦门湾，明代时侯，虽然作为进入月港船只的验船处，也常有不少外国商船在此停泊，但其真正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价值，直到郑成功来此之后，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图（左）为停泊在圭屿海面的琉球朝贡船；图（中）为圭屿上的残塔；图（右）为圭屿上现存的房屋。图/何丙仲提供

将厦门金门作为“总部经济”所在

何丙仲（厦门市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15世纪末以后，闽南地区和台湾先后融入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洋贸易，厦门同样也不例外。事实上，所谓的“月港”，它包括金门、厦门和九龙江出海口的那片海域，而不仅仅是海澄那区区之地，也就是大家所共识的“大厦门湾”，西方人称之为“漳州河口”，这在东西方很多史籍中都有提到，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厦门在月港贸易时期，便已经参与其中，厦门港也从这时候开始进入东西洋贸易视野、贸易圈。

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西欧人开辟了通向亚洲的新航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相继东来，明朝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时候，以郑氏,也就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为代表的闽南海商开始崛起。在厦门这时候，便已经有从事中间商、经销商等人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许心素、李旦等。许心素原属同安的角美人，曾是大海商李旦的下属，后来取得荷兰人的信任，在中佐（今厦门）充当其代理商。此外，更有退休官宦参与对荷贸易，比如厦门致仕太常寺林宗载，以亨万之号，横行闽海，在荷兰海牙档案馆保存有亨万与荷兰人商业来往的资料。这种亦商亦盗的商业模式，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十六、十七世纪，大厦门湾与菲律宾之间已形成“一个稳定的帆船贸易”局面。出口的商品除一部分在菲律宾销售外，大部分通过菲律宾转运至墨西哥。此外，大厦门湾与日本的货运航线也在不断发展。

不难发现，明朝中叶以后，厦门已经有商业萌芽，我们已经处在商品集散的前沿，不是简单的小贩贸易，在当时，已经跟世界接轨，开始跟欧洲贸易。

到了明末清初，郑成功以金、厦为基地开展东西洋海上贸易，正式奠定了厦门港的基础。我发现郑成功贸易有他高明之处，他把厦门作为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总部经济”所在，而其实他的商品集散地是在闽东的三都澳，也就是宁德罗源湾附近一带。

我注意到，清朝千方百计要剿杀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却一直未能得逞，其中很大原因是他的商品并非从海上而来。他的货物都是从陆上的商道、古道扥贸易“毛细管”输送而来。我们知道，从宁德到寿宁一带，不仅偏僻而且古道多、廊桥多，只是这些廊桥不建在交通要道或者城镇，都是在高山、山村里头，一头接古道，一头往山村为商品贸易提供方便。

郑成功的货源便是经由这些古道、廊桥进入罗源湾这一集散地。这从一些文献中可看到蛛丝马迹，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一位菲商写的日记手抄本，里头记载着他只身跑到罗源湾，人生地不熟，害怕得很，直到看到了郑成功的旗号，才将货物交给郑彩。

在很多人观念里，对于港口的概念，多停留在起重机、码头、仓库等，其实不然，郑成功时代已经有“总部经济”的概念了，以厦门为港口前线，指挥人在这里坐镇，仓库在罗源湾，贸易点在日本、东南亚一带。

可以说，郑成功的贸易手段是相当高明的，将集散点设在罗源湾，这里港汊多、地形复杂，不容易被剿。而厦门港作为操纵整个贸易经济的中心点，郑成功看中的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管船只出入到罗源湾，到南洋等地，抑或外国船进来都方便，可停泊在金门、浯屿外海。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郑成功攻打生丝产地集中点南京，他对三都澳的重视以及多次北伐扫清航线等迹象，说明厦门、金门为其“总部经济”所在地。

1646年以前，厦门港是月港的一部分，为其附属；到了郑成功时代，厦门港雏形建立；1685年，跻身闽海关正口，1843年，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厦门港由此慢慢成熟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郑成功的这一环节，就连闽海关是否设立于此都不好说了。



厦门港是个海峡性港口，港宽水深，终年不冻，但17世纪以前名不见经传，直到郑成功以此为基地发展海上贸易，厦门港随之发展，如今已成为集休闲、旅游、航运等于一身的综合性大港。图/本刊特约摄影师 王火炎

从小小监督港到对外贸易大港

李金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由于厦门岛孤悬海中，明朝中叶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只重视它在军事上的地位。厦门港口的经济价值，迟至16世纪才被发现。换句话说，一直到了郑成功时代，他建立了思明州，才开始有厦门港的概念。

明朝初期，其时的厦门称作中佐所，只是一个抗倭的哨所。明朝末年，也就是隆庆元年，漳州月港开港，这时候不管是从月港出来的船只还是进入月港的船，都得经由厦门港口，然后经由浯屿出去，船只才得以出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其时的浯屿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浯屿，而是外浯屿，靠近金门那侧。

月港开港后，厦门港是它的出海口， 用于“盘验”和“稽查”进出月港船只的验船点便设于此。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个验船点先是设在曾厝垵一带，而后又搬到圭屿（鸡屿）。

但关于这里所征收的税饷却存在争议，当时厦门属于泉州府管，月港归属漳州府，因为当时海上贸易的收入很高，双方都想染指。泉州府认为应该将它分为两部分，如果到东洋的，就给厦门，西洋的则属于漳州。这时东西洋以文莱为界，文莱以东为东洋，文莱以西则为西洋。关于这一提法，漳州府是不同意的，它的理由是，这样会出现管理混乱，毕竟船一旦出去，走东洋还是西洋无从判断。最后，经过打官司，最终决定由漳州府来管。

因为担心海外贸易有贿赂、怕贪污，验船的地方，由福建省八个府轮流派官员来管，称作督饷，分成水饷陆饷和加增饷。其中，水饷为船税，陆饷为货物饷，加增饷则是附加税。用这样的方法，每年都得派人来监管，漳州要过来却不利便，而且这里属于泉州府地界，生活起居都不方便。不久之后，就有海澄官员提议将验船所在搬往圭屿。

圭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中心处，周围水面宽阔，适宜大型船只停泊，后与钱屿、木屿为左右翼，成为水上要寨，官方在此设有哨卡，一方面“盘验”和“稽查”进出月港的船只，另一方面起到抗御外敌的作用。

不管怎样，一直到明代，厦门只是起到一个验船的、监督港的作用。一直到1946年，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将父亲旧部收集起来大约有几千人后，从南澳出发，到了鼓浪屿屯兵，并以厦门、金门为据点，开展一系列的东西洋海上贸易。

如果没有强大的贸易团队，以厦门这一弹丸之地如何支撑得起郑成功巨大的军队开支，他的经费来源，主要就是海外贸易的盈利所得。当时，清朝实行海禁，所有海外贸易网中断，郑成功便利用这一机会，开拓海外贸易，对外贸易范围很广，比如日本的长崎、琉球群岛、越南的、东南亚的柬埔寨、暹罗、马六甲、吕宋等。其中规模最大的贸易就是日本东京、安南、暹罗的贸易。

1646年到1658年，郑成功几乎把东南沿海大部分海域都占领了。向南一直到广东潮汕一带，为粮食来源；中部为漳泉，提供丝绸、生丝等货源；向北为福州温州，提供木材等原材料。他还设立海陆五商，其中海五商总部就是设在厦门，陆五商跟户部拿了资金跟银两，到江浙、广东等各个地方买丝绸等货物，货物到了厦门之后交给海五商。海五商将这些货物运到海外，所得回来交给总部，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循环。厦门成为他的一个基地，如此一来，货源供应源源不断、资金链也由此建立。

即使后来郑成功东征台湾后，甚至到他去世之后，厦门的海上贸易依然在继续，转而由他的儿子经营。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经除了保持与日本、东南亚的航海贸易外，又发展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1676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厦门建立商馆。第二年的8月，伦敦总公司认为厦门是个安全的港口，与菲律宾和日本都有贸易往来，而且更容易买到他们希望获得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对厦门产生极大兴趣，决定在厦门发展贸易。1678年7月20日，新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厦门商馆馆长兼经理雷拉云，副经理爱德华巴维尔和馆员、书记共四人，到达厦门。厦门商馆承担着发展英国对华贸易的使命，台湾商馆的贸易业务，也划归他们领导。1681年8月13日，总公司董事给郑经的信中，表示了“扩大贸易”的愿望，并希望“厦门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厦门港从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督港，到1684年，厦门被确立为海关，厦门被正式开放为对外贸易港口，37年的孕育，厦门港迎来了华丽的转身。而这背后的推手，与郑成功领导的海商集团有莫大的关系，1646年起，郑成功开始在鼓浪屿屯兵，而后他领导的海商集团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开展海上贸易，为厦门港跻身贸易大港奠定了基础。

厦门港繁荣才养得起庞大的船队

陈洋（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馆长）：郑成功在厦门15年，并以此为据点，继承了过去他父亲郑芝龙时代的东西洋贸易，并在此基础上，使得郑氏海商集团海上贸易进入发展顶峰。在其最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郑成功至少有十几万的军队4千多艘的战船，而这背后所有的费用支持，靠的全都是海上贸易支撑。作为其海上贸易总部，往来船只、海商贸易都以厦门港为大本营。

当然，过去郑成功之所以选择厦门为根据地所在，除了厦门已有商业萌芽基础，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距离台湾最近，不管与荷兰人还是日本人做生意，都很利便。虽然较于江浙还有潮汕一带，厦门没有他们富庶，不是粮食、丝绸的主要产地，但厦门在那个时期是比较稳固的，不像江浙潮汕一些沿海岛屿，经常落入清政府手中。

事实也证明，郑成功选择厦门为其基地所在是很正确的抉择，厦门、台湾、日本三角贸易关系网就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其时，台湾为荷兰人殖民所占领，跟荷兰人、日本人做生意是郑成功时期最大的两个贸易。厦门港因此成为跟荷兰人或者日本人贸易的港口。

从1647年到1662年，东南海域全都在郑成功的掌控之下，不管进入还是出发经过厦门港的船只，都得跟郑成功交税。就连荷兰人，在与日本进行贸易过程中，其不少中国特产比如丝绸、生丝、陶瓷、中药材等都得通过郑成功。曾经，荷兰人一度跟郑成功发生矛盾，郑成功下过禁海令，不让大陆商船到台湾贸易，不到几个月，荷兰人就受不了，便派了通事何斌两三次跟郑成功谈判，希望重新进行贸易。

郑成功虽然一边打仗，可是贸易始终不断，经过物物交换，将大陆的生丝、陶瓷以及台湾的鹿皮贩卖到日本、东南亚，或换取香料、白银等，再用这些到潮汕、江浙地区买粮食，我们发现当时他攻打的厦门周边地区，很多也都是粮食产地。

不管怎样，在郑成功在厦的这段时间，厦门港是非常繁荣的，这点毋庸置疑，否则也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队开支。而且当时崛起的新兴海商，郑成功海商集团代表的是中国，因为他冲破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冲破海禁，冲向蓝色海洋，否则当时东南海域必将为西方殖民所占据。

因为十六、十七世纪这段时间，正好西方殖民国家东来之际，从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到荷兰人，相继而来，开始英国也有参与，只是它后来被荷兰打败了。这些东来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如果当时没有郑氏海商集团与其对抗、角逐，那我们整个东南海域贸易的利益，必然被西方人所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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